1946年，汪伪政府的“笔杆子”林柏生被枪决，到了刑场，他特意整理了衣领，向法警提出要纸笔写诗，又叮嘱不要捆绑双手。他说：“听说上次思平先生受刑之后，你们还辱其遗体，不免有些过分，希望这次不要故伎重演！”
信息来源：（《党史纵横》2010年05期，作者杨飞、杨丽君）
故事要从1944年的深秋说起。
那年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一命呜呼，伪政权瞬间失去了主心骨，陈公博、周佛海一干人等忙着争夺最高权力，乱成了一锅粥。
林柏生却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，他靠着干妈陈璧君的裙带关系，轻轻松松拿下了伪安徽省省长的肥缺。
他带着一帮亲信风风火火赶到蚌埠赴任，在就职典礼上摆出一副悲天悯人的姿态，声称要把安徽百姓从苦难中解救出来。
可实际情况呢？
他带来的那帮人手，以叶雪松为首，一个个横征暴敛、搜刮民脂民膏，把整个江淮重镇搅得乌烟瘴气。
老百姓在背后咬牙切齿，说他哪里是来救火的，分明是往火堆里浇了一桶油。
林柏生这辈子最引以为傲的就是手中那支笔。
1938年汪精卫叛逃河内时，那封臭名昭著的"艳电"就是经他之手刊发在《南华日报》上的。
他舞文弄墨，把投降说成和平运动，把卖国包装成东亚共荣。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他更是叫嚣着要把笔杆子当枪杆子使，对日本主子极力表忠心。
那时的他住在南京和上海的豪华公馆里，门客如云，何等风光。
可他大概忘了一个道理——靠背叛换来的荣华富贵，终究不过是镜花水月。
1945年8月，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，林柏生的好日子彻底到头了。
消息传到蚌埠，这位省长大人第一反应不是向国民政府自首，也不是安抚民心，而是连夜收拾细软。
据说他卷走了几千万元的关金券，趁着月色仓皇出逃。
他先跑回南京，看着陈公博等人乱作一团，又赶紧搭上飞往日本的飞机。
可天网恢恢，即便逃到了东瀛，也没能躲开正义的追捕。
10月3日，何应钦派出的中国宪兵硬是把他和陈公博等人从日本引渡回国，直接扔进了老虎桥监狱。
在监狱里，林柏生依然改不了那副酸腐文人的做派。
面对检察官的指控，他百般抵赖，甚至在申诉书里厚颜无耻地声称自己没有勾结敌人、没有分裂国家。
还把自己标榜成"林则徐第二"，说自己在任上搞过清毒运动，功劳不小，他大概以为只要嘴皮子够利索，就能把黑的说成白的。
法庭上，他大谈特谈自己的所谓文人风骨，试图把这场审判变成他个人的表演秀。
10月8日的南京，一个穿着深灰色长衫的中年男人被押出牢房，黑框眼镜后的眼神还在竭力维持着某种体面。
这个临死还要摆文人架势的人，当年号称“戈培尔第二”的汉奸笔杆子。
行刑那天，他被带出牢房时还以为有什么亲友来探视，特意把自己收拾得一丝不苟。
直到看见法警和摄影记者，他才明白这是要去刑场。
为了维持最后的体面，他拦住法警要求不要捆绑，还索要纸笔，歪歪扭扭地抄了一首汪精卫的诗，企图把自己包装成杀身成仁的烈士。
写完诗，他摘下眼镜递给法警，叮嘱转交给家人，仿佛这一刻他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部长。
最讽刺的一幕发生在走向刑场的路上。
林柏生突然停下脚步，回头对执行官提起不久前被枪决的大汉奸梅思平，说听说梅思平死后法医为了验尸把衣服剪开了，这未免太过过分。
他竟然担心自己死后衣裳不整会丢了面子。
一个双手沾满同胞鲜血、靠推行奴化教育发家的卖国贼，临死前不去忏悔罪孽，反而心疼另一个汉奸的遗体是否体面，这大概是世间最荒诞的黑色幽默了。
执行官没有理会他的矫情。
随着一声枪响，子弹穿透了他的后脑。
或许是紧张，或许是老天爷也要让他多受点罪，这一枪并没有立刻要命。
林柏生倒在地上，仰面朝天，鲜血混着泥土，嘴里发出嗬嗬的声响，四肢还在草地上痛苦地抽搐。
那位曾经口若悬河、把汉奸理论说得天花乱坠的所谓"戈培尔第二"，此刻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。
过了漫长的十几分钟，法警不得不补上一枪，这片土地上的又一个毒物终于彻底安静了。
秋风再次吹过高墙，那个曾经妄图名留青史的林柏生，最终只留下了一个万人唾骂的背影。
他一生都在追求虚名、讲究体面，可直到死也没能保住那份他最看重的东西。
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碾碎了所有试图阻挡它的蝼蚁，无论曾经多么会写文章、多么善于狡辩，在铁的事实面前，都不过是跳梁小丑罢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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